“领袖崇拜”与“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去年看了香港大学办的《重读共和国史系列讲座》，我好好的学习了一下，获益颇多。说起这个讲座发起点，是根据国际惯例，各国档案30年一解密，然后随着美国中情局、俄罗斯政府相继解密了一批档案，我国政府也公开了一批历史档案。综合以上这些档案，于是就很有必要，纠正一些我们被误读的历史、扭曲的观念。比如说，“反右”呀，“三年困难时期”呀（现在已经不能再叫“三年自然灾害”了），“文革”呀等等等等，而且请来的讲师都是中央党校的老师呀，国内一些著名大学的历史学教授等等。听完讲座，我深刻的意识到，情况是复杂的、斗争是激烈的，不断的学习是必要的。

有时我会跟爸爸、妈妈讨论中国从三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一些转变和重大问题，包括一些有争议性的话题。 其实跟爸爸妈妈那一辈儿人讨论他们经历过的那个年代，比较困难。因为首先他们会觉得我们没经历过，那叫“不了解情况”，或者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而我们会觉得，他们那种既有的观念，可能是某种程度的固执，或者说是从世界观形成的时候，某种“被灌输的”、根深蒂固的某种意识形态造成的。尤其是，当我们谈论到一些“伟大领袖”的问题上。我们谈的很合拍，大家观点都很一致，但是结尾时，他们还是会说“不管怎么说……无论如何……我还是觉得他是伟大的，是值得尊敬的……”我就很诧异了，这个结论是怎么来的呢？那我们刚才讨论的那些又是什么呢？为什么他们会有这种悖论呢？而且他们明明是这种时代的受害者，而这种“反正”、“无论”的结语让人觉得有些无力。

但是呢，经过生活经验的积累，和不断的学习，我又对父辈们的感受有所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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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我认为这真的是时代的差异。

比方说，坦白讲，我不喜欢刘德华，我觉得他演戏一般、唱歌我也不觉得太好听。可是呢，从我小学的时候他就是“四大天王”之一。在我懂事以后，我所看到的，起码他做明星做的非常好。所以，当我听到有一些，比方说九零后的小孩子说，“刘德华算什么，林俊杰的歌才值得听！”或者“潘玮柏才是天王呢！”。我就无法苟同，他们的论据我同意，可你要我同意他们的结论，我又觉得很别扭。这大概就是经历的不同、时代的不同造成的“固执”跟“偏见”吧。

第二，说回到“伟大领袖”的问题上，我觉得这也许跟“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有点关系。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Stockholm syndrome），又称斯德哥尔摩症候群或者称为人质情结 ，是指犯罪的被害者对于犯罪者产生情感，甚至反过来帮助犯罪者的一种情结。这个情感造成被害人对加害人产生好感、依赖心、甚至协助加害人。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起源 ——1973年8月23日，两名有前科的罪犯，在意图抢劫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市内最大的一家银行失败后，挟持了四位银行职员。这两名抢匪劫持人质达六天之久，在这期间他们威胁受俘者的性命，但有时也表现出仁慈的一面。在出人意表的心理错综转变下，这四名人质抗拒政府营救他们的努力。他们拒绝在法院指控这些绑匪，甚至还为他们筹措法律辩护的资金，他们都表明并不痛恨歹徒，并表达他们对歹徒非但没有伤害他们却对他们照顾的感激，并对警察采取敌对态度。更甚者，人质中一名女职员竟然还爱上其中一名劫匪，并与他在服刑期间订婚。　　

西方心理学家后来的研究显示，这种被称为“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的事件，令人惊讶的普遍存在于世。类似案例多数存在于，集中营的囚犯、战俘、受虐妇女、乱伦与强奸的受害者。他们的生死操在劫持者手里，劫持者让他们活下来，他们便不胜感激。他们与劫持者共命运，把劫持者的前途当成自己的前途，把劫持者的安危视为自己的安危。

在极端压抑的状态下，如果符合下列条件，任何人都有可能遭受到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第1，是要你切实感觉到你的生命、前途等等受到完全的控制。你相信这个人会随时施暴，而且是毫无征兆的。简单来讲，就是你的命运是掌握在这个人手里的。　　

第2，这个人一定会给你施以小恩小惠，这是最关键的条件。比如在你各种绝望的情况下给你水喝；对你施暴后，又给予温情或一定的关心。　　

第3，除了他给所控制的信息和思想，任何其它信息都不让你得到，完全隔离了。　　

第4，你感到无路可逃。

对于以上4个条件，我完全可以理解，在某个特定的年代里，群众对于某些具有“领袖魅力”人物有着或多或少类似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痴迷和依赖。比如斯大林、希特勒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