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整理收藏夹，发现有一个网址是“王小波论坛”，试着打开，却发现似乎又被封锁了。这样我又不得不怀念起王小波。
我总说王小波是影响我最深的作家之一。其实这么说我有点惭愧。
如果说他鼓励大家特立独行，要坚持自己的一个想法，自己去掌握思维的乐趣，自己去思考，要勇敢的、大胆的打破种种的禁忌跟愚昧的话，我们看到他死了十年了，我们受到了他多少影响？在我看来，他的影响并不算太大。为什么呢？他死了十年了，我们现在看到多少敢于自己去勇敢的思考？我看到的更多的是，敢于装作很特立独行的样子跟姿态，而不是真正去思考。很多人现在不求深思，只求思考的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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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经济衰退了十几年了，在这十几年里，日本人好像生活得很迷茫，他们的经济体系慢慢被西方体系所代替，他们的社会系统好像完全崩溃了……可是偏偏就是在这十几年里，日本的次文化、流行文化几乎统战了整个大东亚地区……我觉得这里面有两个很重要的东西：一个是"Kawaii"文化，一个是AV文化。
我们常常说小猫小狗很可爱，还把杨丞琳封做“可爱教主”，但偏偏没有人去厘清可爱的定义，探究一样事物或者一个人可爱的原因。日文的“Kawaii”与英文的“Cute”还是不大一样，虽然他们都可以译作“可爱”。但实际上“Kawaii ”比起“Cute”要多了一分孩子气。
日本拍个AV也要分不同系列——比如按乳房达到某一个尺码就可以归入到巨乳系。再比如有一种系列叫人妻系，就是女人要显示出像个少妇，像人家老婆；还有有女大生系；更夸张的是男人也都有系列的，比如“汁男”，就是专门榨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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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系叫粪便系，专门玩屎尿的。他们在娱乐场也有表演，专门针对放屁像“甲烷先生”或者小便的。
但对于占有更大市场的西方A片业来说，西方A片女性的表演都是做欢乐状的，“Oh，Yeah”的那种；可日本片的女性都是做痛苦状的。有学者就这个问题，做过专门的研究，这可能跟日本的某种国民性有关，比如日本人喜欢到处强奸人等等——他们自己觉得女性痛苦、反抗痛苦，他们就越有成就感。通常，西方人在这种时候就停下来，日本人在这个时候他们来劲。但是问题是，过程非常痛苦，完了以后那个女的一定要满脸笑容说，谢谢你们什么的，作出一个满意状——请多关照啊，我这个表演不够好什么的。
到底是什么促成了这些数之不尽的古怪现象？应该归功于日本大众文化届和他们的参与者下的苦功了。他们不懈地观察自己和自己身处的社会，描述自己看到的现象，然后发明出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词汇，努力建立起一套又一套标准、系统。所以色情录像也有自己的流派，漫画的爱好者也有自己的分类。
日本文化研究专家汤祯兆找到最古老的对于Kawaii的记载：“三岁左右的幼儿急忙地爬了起来，路上有极小的尘埃，给他很细致地发现了，用很可爱的小指头撮起来给大人看，实在是很可爱滴。 留着沙弥发的幼儿，头发披到眼睛上边来了也并不拂开，只是微微地侧头去看东西，也是很可爱滴。”
汤祯兆并不止步于古典名著， 他还指出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红极一时的松田圣子，“瞧这女子歌艺一般、 身材欠佳、天生O形腿，但就是凭坚定的毅力意志，在一众嘲骂声中执持她的个人风格——以接近二十岁的“高 龄”， 硬装成十二岁在荧幕上蹦蹦跳跳、咯咯笑。可见Kawaii不只是幼童的专利，不只是天然的品质，还是一项可以造作出来的“格调”。
从古到今，我们很难在中国，甚至欧洲的审美观念里找到“可爱”这种东西。比如在中国我们欣赏的是“自然”、“壮阔”、“华丽”、甚至“男子气概”；欧洲的文化里，大家欣赏的是，比如“素雅”、“端庄”、“幽默”等等。很难理解有人会把“Hello Kitty”这种东西穿到身上，来表示对它的痴狂。
这很符合一般外人对日本文化的印象，那就是任何玩意都有人研究。
日本在经济泡沫爆破之后，意外地浴火重生，其中一个重要的力量是统战了亚洲青年男女的思想。过去它输出汽车和电视，现在它输出漫画和AV。而日本带动的时尚风潮与“韩流”的最大不同，是它不只推出产品，还推出了对外人而言崭新的感官形式。那是一片没有人抢得过它的领域，因为那是他们自己的格调，自己的品味。
更厉害的，是背后一连串的“命名”“分系”工作，它不只打造了媒体渴望的新现象新名词，还为流行文化产品拓深基础，使得流行不单是流行，更是可堪咀嚼的“学问”。它不只短暂地掏了你的腰包，还要把你诱向更深的洞穴。
梁国雄议员（1956年3月27日—），绰号长毛，出生于香港，籍贯广东省增城，第三届（2004-2008）香港立法会议员，是左派人士，托洛斯基派的支持者，是网络电台香港人民广播电台星期一晚深夜节目波政不分主持及星期四晚风箫箫的客席主持。梁国雄是香港泛民主派的一员。
梁国雄的长发及常穿的“切格瓦拉”衬衫成为了他的招牌。由于他以及他所属的压力团体四五行动经常在香港各大、小示威活动出现，香港特区政府标签他们为麻烦的滋事份子。然而，他鲜明的形像却成为香港的标志，并记载于外地的香港旅游指南中。因此，一些游港的外籍人士会刻意到兰桂坊寻找这位狂热份子，与他论尽天下事。
学历及职业长毛在金文泰中学毕业。他自幼随母加入左派工会，中学时代参加毛派学生运动。毕业后他曾担任酒保、地盘工人等基层职业，体会到基层人士的生活。
这首歌我反反复复听了一晚上，眼泪滴了一键盘的
原来爱曾给我美丽心情，像一面深遂的风景。
那深爱过他却受伤的心，丰富了人生的记忆
只有苍天真给过的心，才了解等待中的甜蜜，
也只有被辜负而长夜流过泪的心，才能明白这也是种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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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他永远记得曾经有一个人，给过完完整整的爱情
那曾经爱着他的心情，有一股傻傻的勇气，
那深爱过他却受伤的心，丰富了人生的记忆。
只有苍天真给过的心，才了解等待中的甜蜜，
也只有被辜负而长夜流过泪的心，才能明白这也是种运气。
当我安安心心的走在明天里，有不后悔美丽的心情。
单身戒刚出来的时候，我就在想，完了，我们的社会就这样了吗？就彻底无耻了吗？
可是最近，在路上看见越来越多的人穿的T恤上印着B.Y.O.B
或者B.Y.O.G
意思是‘Bring Your Own Boyfriend’、‘Bring Your Own Girlfriend’。
穿T恤的小姐解释说“你有没有发现，朋友当中总有一些人常常参加集体活动，却永远以单身自居，行为不守约束，肆无忌惮的搞暧昧，影响其他情侣间的安定团结。所以要提醒他们，请‘自备男友’、‘自备女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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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单身戒”这个产品打的口号：
“单身其实特别自由，特别无拘无束，不用揣摩他人的心思，还可以放
心大胆得向心怡的异性放电，期待能有惊喜的剧情出现。”
我就在想，怎么不干脆挂个牌子在胸前“快来把我吧”“快来上我吧”，不是更直接吗？还是说，要含蓄一点，事情还是要做的，牌坊也是要立的呢？
我们在一个多维人际交流空间里，这种不单纯的情感、不单纯的交流，实际上造成情感和心理上的障碍……
可无奈的是，我们现在就是身处在这样的环境里——这种二手的生活里——用手机、电脑来生活。我甚至觉得我得了手机恐惧症，手机一震动，我就莫名奇妙的紧张……
我们这个时代对于性已经很开放了吗？
我们现在多了很多关于性的专栏啊、咨询啊、图片——这就叫性开放吗？应该是性泛滥吧。其实性开放，所指的不止是这些表面的一些的图片啊，影像啊，好像越来越多了。这些东西多了，有时候不止是不开放，甚至是可以是更保守的，更落后，为什么呢？##CONTINUE##因为它不止没有影响到我们一些既有的，对于性的观念，反而还可能巩固了我们原来对性的一些呆板、原始的看法，比如说那种总是把女人当做一种性对象啊，当成性玩物啊，无时无刻好像满足一些男人的窥阴癖的目光等等。似乎，日本的次文化已经根深蒂固的深植于现代人的脑中了。
继弯弯
之后又一畅销漫画家——发条，据说爆红。 但这位“发条”是男性，他的东西其实我有点看不太懂，画风很成熟，而且他好像一直被精虫困扰~
比如说——
这一幅是“情人节我的织女——一张A片和一盒卫生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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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的屁眼】
【精彩】
【厚脸皮】
这个看不懂？？？？——【我们都是这样出来的】
还有一首诗叫【精蟲挽歌】，图片就找不到了，内容讲的是精虫玩到挂了之后，去了哪些地方了呢？——
下水道
衛生紙
肚臍眼
保險套
口腔内
食道
股溝
鍵盤
電腦熒幕
杯子（？？？怎么会有杯子？？
？）
……
——所以精蟲是旅行者。
爱你值不值得，其实你应该知道，爱就是不问值得不值得。
爱情是盲目的，没有什么值不值得的问题。
当你爱上一个人的时候，你还会理性的思考吗？如果是，那只能说明这不是爱情！
日子过得真快，尤其过了某一个年纪，十年八年都好象是弹指间的事。
可是对于那些曾经的岁月，三年五载就可以是一生一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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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文化界，36 岁的梁文道被称为“教父”。
梁文道喜穿黑衣黑裤，内里搭配一件白衬衫，发型也鲜有改变，永远的一头板寸，除了鼻梁上的黑框眼镜，这一身打扮也的确有几分“教父”的架势。在香港，这位《锵锵三人行》的嘉宾远比在内地来得有名望。他砭时弊、推公益、写专栏、开书院，无所不及， 真是人如其名，文以载道。他自称“知识分子”，却总不忘在各种社会运动中轧上一角; 他曾主持香港商业电台的时事评论节目《风波里的茶杯》，观点尖锐，言辞犀利，几乎所有的政府官员都得一大早洗耳恭听。
梁文道，少年早慧。年轻时恃才傲物， 创意激、评论激、行为更激。早年政治集会上的一次“除裤抗议”轰动一时。旧事重提，梁文道只是粲然一笑:“看现在的情况，好像没什么事情需要我再这样做。” 窦文涛说，梁文道是儒家型的知识分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梁文道有两大“怪癖”尽人皆知，一是不吃麦当劳，二是不穿耐克鞋。梁文道的回答是，这仅仅是道德选择，与时代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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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有着许多旧时文人的习性，比如嗜好收藏书籍，研究食谱，用烟斗抽烟或是自制卷烟等。但他却说，现今这个时代就很好，他从来不做生活在其他朝代的假设。
“写作，教书，做主持，我所做的一切事情，其实都是说话。”梁文道说。
17岁的专栏作家
1971年，梁文道刚出生4个月，就被抱去了台湾，在那里一直长到初中毕业。彼时台湾很多帮派，文道14岁时，认了十八九岁的大哥，跟着老大上街吃啊喝啊赌啊，当然也有打架。两群小混混约好了时间，到某个中转车站碰头。车站旁正好有个书店，若是到得早了，梁文道便闪进书店，边看书边等。时间一到，嘴里吼着“你们找死”，就拿着棍棒冲出门去。
台湾的小混混不读课本，不等于不读书。事实上，梁文道开始读川端康成，就是老大推荐的。他本人更中意哲学，初一就开始读殷海光，读胡适，读罗素。
初中毕业后，“没有高中愿意收”的梁文道被父母接回香港。
1988年，17岁，高三。他已是左派先锋青年。因为在台湾受了太多“忠党爱国教育”，又在天主教学校念书，回到香港这个自由社会，见到三方观点，“你过去对‘国家’的观念、你的整个历史观，就崩溃了”。
于是开始读马克思，搞小剧场，去“歧视女性”的选美会抗议。总之，“有很多意见”。有人对他说，你那么多意见，就自己写点东西啊。家里一直订《信报》，便给《信报》投稿，反驳某位评论家的剧评，两星期后，稿件见报。
投到第三次，编辑打电话来了。“那些文章都是先有初稿，再誊改一遍，写字一小心，字体就像女孩子，所以呢，编辑打电话问我妈，请问梁文道小姐在吗？”
母亲解释了一下，说，“他上学去了。”“教书去了？”“不，他念书。”“哦，念大学？”“念中学。”
17岁的梁文道就此走上专栏作家之路。
香港商业电台台长
在他和林奕华这样的文化人眼里，香港是一个高度同质化的商业社会，“（文化产品）满盘皆赢，或者满盘皆输”。2002年，他曾入主香港商业电台一台，由小众而大众，一年多后却因“理念不合”，重返边缘。
“我的朋友蔡东豪，当时商业电台的总裁，跑来牛棚找我，问我有没有兴趣去做台长。我以为他开玩笑，我从来没有一天在办公室里坐下来打过工，你让我不只坐办公室，还要做管理，不只做管理，还要管一个电台，不只管理一个电台，这个电台还是全香港收入最高影响力最大的电台，电台有几个大名嘴，比如郑经翰，号称香港10点前特首，你让我管这一帮人……
“后来他又找过我几次，用了ultimate exposure（终极曝光）这个词，意思是说，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像你这样的文化人可以打进主流社会，在主流电台里实践你自己的理想。”
他同意了。“非典时期，我派记者去火车站，去的路上，找老百姓说话，问他们，你有什么话最想告诉其他700万人？只录30秒，然后在新闻短讯的前后播放。一天下来，你可以听到上百个普通市民对这个社会的想法，都是没过滤的。
“也开了一些文化和读书节目，找香港才子陶杰开了一个节目叫‘光明顶’，想帮香港人改变一下思考方法。还有时事节目‘风波里的茶杯’，香港主流社会相信新自由主义嘛，我就请一些左翼知识分子谈经济政策，故意来把它弄乱一下。”
你做的事越多，你能做到的事就越多
内地观众认识他，多是通过“锵锵三人行”，但他的“身份”，显然远远不止窦文涛身旁那个侃侃而谈的“知道分子”――
11份报章的专栏作家；一家中学――香港兆基创意书院的文化顾问；香港特区政府环境保护运动促进委员会委员，“负责给人家拨款搞环保”；香港两个剧团的董事局成员；拥有一个名为“上书局”的小出版社，“出一些简单的小书，也编一个杂志，我是编辑，也是社长”；香港有线电视一个周播时事评论节目的主持人，“没有时间，就快不做了”。
当然还有“牛棚”。2001年秋天，梁文道携志同道合者，进驻位于香港土瓜湾的一个被弃置的动物检疫站，开办“牛棚书院”。书院不提供学历、文凭或者专业资格，只为在大学教育的专业导向之外，开阔学生眼界。
“我梦想有一天，随便和一个杂货店老板攀谈，发觉他喜欢研究汪精卫；或者一位中学生说，他在研究香港的蝴蝶。人们把追求知识当作嗜好，没有特别理由，只为‘好玩’、‘过瘾’。”开办3期后，他对来采访的《亚洲周刊》记者说。
2005年，牛棚书院因经费原因宣告停业，最新的消息是，“我会把牛棚搬到兆基创意书院去，让它晚上开夜课。这个暑假，牛棚就会重新复活。”
此外，还要参加各种社区运动、古籍保护运动，有时作站台讲话，有时在后面出谋划策――如何在媒体上抢到发言阵地，等等。
“我没见过像他这样消耗生命的人。”他的朋友、香港传媒人潘诗韵说。
梁文道却一点也没有停下来或者慢下来的意思。“我觉得我会死得很早，因为要做的事情太多。但是这些事都是我应该干而且能够干的。你越界越多，你的能量就越大。有些人可能很好奇，你怎么能做那么多事儿。答案是：你做的事儿越多，你能做到的事儿就越多。”
我最主要的观众是我这样的人
他坐在北京西北三环的一家咖啡厅里，仔细卷着烟丝，然后――借用他同事的描述――深刻地吸着。“很多人认为我看很多书，我想说的是，我只是达到了一个正常水平而已。”
他订阅英国人文杂志PROSPECT，今年1月该杂志评选了2007年最被高估和低估的文化产品，参与评选的几十位多数是媒体从业者，“你看那些人，很吓人的。比如评选去年最被低估的书，一个BBC的记者选的是加拿大哲学家查尔斯·泰勒的巨著《世俗世纪》，800多页，这表明他的阅读范围到了那儿。应该有一个相当广泛的涉猎，这是我心目中一个做媒体的人，或者在媒体上发表意见的人应该达到的水平。”
他曾把自己定位为“买办”，要把封锁在学术著作里的有趣的想法、很好的观念“翻译”给普通人，“开卷八分钟”就是他的一种尝试。
年初，台里一度想请于丹代替他主持这个节目，以吸引“更加主流的观众”，结果没谈成，已经在“文道非常道”上投入大量精力的他，又回来兼顾。“同事告诉我，我的节目，网上下载视频看的多过看电视的。我觉得我的观众都是一小撮，和那些广告商喜欢的、坐在电视机前等着节目开始的观众比，是两代人。”
他想象自己的观众，“是做媒体的人，教书的人，文化人，读书人跟学生。对，我比较针对这些人说话。”顿了一下，又笑着“纠正”：“我最主要的观众是我这样的人。”
“我做时事评论也是这样。有的人做评论，像国师，都是政策建议，当局应该如何考虑。但我很少这样。这是一个小众群体，我在这个群体里跟大家对话，或许我们这个群体以后会做更多的事情，改变更多的事情
导演张元拍了一部纪录片叫《疯狂英语》，后来还出了书，让王朔给写序。王朔还真是直言不讳：
“……我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人通过李阳的方法精通了英语，而不是仅仅会在大庭广众之下拿英语喊几句‘我热爱丢脸’，看那架式，来的男女老少更像是开誓师大会。##CONTINUE##
李阳的兴趣也更多的在唤起民众，或者吾宁说煽动乌合之众。我见过这煽动，那是一种古老的巫术，把一大群人集中，用嘴让他们激动起来，就能在现场产生一种排山倒海的力量。可怜的人也会顿时觉得自己不可战胜。
中国的很多事都是这么办的，做一场梦，把所有问题都解决掉。
……我同样不知道李阳是处于无知还是刻意追求戏剧效果，还是他就是那么认识的。他那些频频使用的、一上来就能得个满堂喝采的热场词，可说是赤裸裸的种族至上叫嚣，这不幽默。我不相信我们国家强大，是为了你那个不靠谱的种族主义目的……”
我最喜欢的中文作家是王小波，受他影响也最深，他讲的我都同意，可唯独相信他说讨厌张爱玲，我无法苟同。王小波是学理科的，学理科的人不承认有牢不可破的囚笼，更不信有摆不脱的噩梦，王小波厌烦海船一样的幽闭小说，可是现实中，大多数人都是待在船上的，肮脏、四处是幽闭角落的船上。假如澎湃的想象力是海，这片海也是能逼死人的。“人生唯一的不幸就是自己的无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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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说，中国处处是肮脏的角落，可也处处都有爱与忧伤。其实张爱玲并不狠，她只是一个小女人，她一直做的事，就是在肮脏的角落里捡拾爱与忧伤。可王小波连这些也不捡拾，他只是带你去看灰蒙蒙的大地，灰蒙蒙的男人和女人，地上都是灰蒙蒙的灰，一层一层，扒到手指出血，灰里也不会开出花来，因为灰不是土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