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新左派”

左翼思潮在资本主义市场化的时代，有其独特的意义。他们反对"全球化是人类的宿命"，反对"贸易自由是至高无上的价值"，他们认为，"自由贸易逻辑的受益者和受害者之间存在一道日愈扩大的鸿沟。富者不断积累财富是以无产者的边缘化、赤贫化为代价的；富国的经济扩张是以发展中国家自然资源的破坏和债台高筑为代价的。"

跟朋友聊天时我常常自诩“新左派”，那新左派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自九十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社会的分层化日益明显，随着经济分化过程中出现的社会不公平日益严重，中国知识分子中的新左派思潮日趋活跃。新左派从批判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角度，提出公平、社会正义与平等的价值诉求，然而他们把当代中国的现实的问题当作资本主义的问题来予以评说与认识，他们对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理念抱有相当积极的肯定，对当今中国融入市场经济与全球化主流的总趋势提出质疑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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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社会贫富分化、权钱交易与腐败等社会不公问题逐渐突显出来。这些问题已经引起知识分子普遍的关注。怎么看待这种转型过程中形成的社会不公平与两极分化？

　　自由派认为，这种消极现象是不可避免的，目前中国存在的社会贫富分化过程，是现代化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企业重组与股份化中的"过程不公平"，将由于资源的市场化的合理配置，而最终达到"结果公平"。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世界上没有完美无缺的政治选择。一切现存的问题与矛盾都有其不得己的原因。所有发展中国家都要经历一个程度不一的社会贫富分化过程。只要在政治稳定的前提下，只要改革与开放方向不动摇，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本身的完善，在加强权威控制的效率的同时，通过健全与完善法制建设，现实中的这种种不合理现象经过社会共同的努力会逐渐克服。他们认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政治稳定高于一切。任何对这种稳定的破坏，都是对民族不负责任的行为。这种主张的人中有新权威主义者、现体制的既得利益教者与自由派右翼。某种意义上，这一观点往往被新左派认为是代表了既得利益阶层的立场。

　 新左派把这一切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不公平认为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必然伴随来的现象。大体而言，他们的观点可以概括如下：

　　一，中国现在出现的官僚的腐败和社会的不公，其根源在于"国际资本主义在中国的扩张"。既然是资本主义是祸害的根源，那么，就可以把西方左派批判资本主义的理论，如依附性发展论，罗马俱乐部与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用来解释中国为什么会出现不平等。他们认为，"资本"是对"人性与人的尊严的全面奴役与控制"，而市场经济的实现就意味着"以牺牲大多数下层民众的利益这种不公平作为代价"。九四年时就有一位从美国留学返国的经济学博士讲过这样一个相当鲜明的观点："改革就是受资本家剥削，开放就是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剥削。"这一观点虽然过于简单与极端，但却相当鲜明地表达了新左派的价值趋向。

　　二、他们有一种相当强烈的对社会平等的价值追求。新左派人士对公平分配的强调，以及对弱势群体的同情，使他们走向对左翼的平均主义的肯定。新左派主张重新回到平均主义方式来解决"社会公正"问题。认为既然人欲横流，贪污腐败盛行是与"私有制"相的联系的必然产物，要从根本上防止人的异化，就应该实行平均社会主义的公平分配。让下层民众在公有制前提下参与民主管理。

　　三、他们认为自己"重新发现"了毛泽东晚年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意义与价值。用他们的话来说，"毛泽东对后革命时代的问题进行了长期的、孤独的充满了众叛亲离的悲剧色彩的探索，终于在这世纪之交，引起了一大批后来者的广泛关注和共鸣，"他们认为，毛泽东当年进行文化大革命，就是要从根本上是要通过自下而上的大民主、大批判、通过"无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来批判资产阶级，来解决防止中国出现资本主义的问题。他们认为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失败，不等于左派的路线与的思想理论的失败。他们还认为中国要走一条独特的社会主义的道路。一位新左派人士曾在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表达如下惊世骇俗的观点："文革是真正实现了民主的时代，是一次伟大的制度创新。如果我们沿着毛主席的道路、沿着文革的道路走下去，我们能够走出一条不同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光辉道路来。"在新左派看来，中国的出路在于对抗世界经济的现存格局，走一条任何现存文明形态都没有走过的创新之路，并认为可以从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一类毛泽东晚期的理论和实践中得到启示。

　　可以大体上把新左派定义如下，新左派思潮是以西方左翼社会主义思想理论为基础，以平等与公平为核心价值，把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的社会分层化、社会失范与社会问题理解为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体现，并以平均主义社会主义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基本选择的社会思潮。

　　由于中国现代化过程的矛盾的长期性与复杂性，由于存在着不同的理论与思想资源对这些矛盾的从不同角度予以解释，而每种解释系统均各有其政治与社会力量作为基础，这就使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大三主义，即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与新左派（左翼平等主义的一种类型）彼此之间的论战与思想冲突将长期存在下去。中国二十一世纪前期的思想文化运动，将与这三大主义的互动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温和与激进——新左派的两种类型：

　　从新左派人士的思想状态与观念上看，可以发现由于学理资源不同，由于价值取向上的侧重点的不同，由于心态上或经历上的区别，存在着温和派与激进派两种不同的类型。区别两种不同类型新左派，对于研究他们未来的政治走向具有重要意义。

　　温和型新左派：后现代主义型

　　就此类人的理论资源与关注的核心价值而言，就其用后现代主义的价值来解读中国问题而言，人们可以称之为"后现代主义型"的新左派。此类新左派认为，由于国际市场经济的全球化趋势，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与问题，同样体现于当下中国的社会生活与精神生活之中。因此，他们力图用西方新左翼思想运动的理论与后现代主义理论，来对中国现实进行批判反思。他们是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造成的人的异化，从市场经济的过度膨胀产生的消极后果的角度，来表达建立一种不同于西方模式的新社会的诉求的。

　　他们认为，既然中国已经融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基本潮流，那么这就同样需要在中国形成一种制约过度市场化的历史潮流，来抵制资本主义的膨胀。他们从发生于美国西雅图的有五百多组织参加示威运动中，从示威抗争者提出的"世界不是商品"的口号中深受鼓舞。他们从中看到了"左翼珍贵传统的再现"：在他们看来，这种左翼传统具有世界性的普遍意义：弱势者的团结、国际主义、反权威、反专断、反剥削，反对人类世界的异化与商品化。他们从1968年西方学生运动对消费社会展开的批判中获得精神支持，呼吁"拒绝将人等同于单纯的消费者。"

　　他们认为，左翼思潮在资本主义市场化的时代，有其独特的意义。他们反对"全球化是人类的宿命"，反对"贸易自由是至高无上的价值"，他们认为，"自由贸易逻辑的受益者和受害者之间存在一道日愈扩大的鸿沟。富者不断积累财富是以无产者的边缘化、赤贫化为代价的；富国的经济扩张是以发展中国家自然资源的破坏和债台高筑为代价的。"

　　他们不断提醒人们，马克思在十九世纪中叶对资本主义的控诉："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别的联系了……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他们认为，生命的意义在于个性的解放，在于完成他自己。马克思曾经有过一个梦想，他认为代替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一个新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从引用的上文中，可以大体上看出这一类新左派的基本特点，即他们是从后现代主义的立场，从批判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的角度，来申张自己的左派主张的，他们倾向于把中国正在发生或已经发生的问题，看作是发达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的矛盾的体现。
　　此类新左派强调的第二个方面，以国家力量来干预经济生活，以防止自由放任主义对弱势民众与团体的侵害。他们对自由竞争抱有极大的疑虑，强调市场经济必须受国家和社会力量的制约和调节；他们认为这种近年来在东欧俄国大行其道的所谓"自由主义"，实际是以剥夺大多数人为代价来造成少数人的自由。他们把俄国经济改革中的失范与无序化现象一概概括为"掠夺性资本主义"。正因为如此，就此类人强调国家通过干预社会来实现更为公平的分配而言，他们也可以被称为"社会民主主义型"的新左派。

　　由于此类新左派人士把中国当下的问题视为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基本问题相似，他们的文章中充满了从西方引进的最时兴的新左翼思想理论的概念。如法兰克福学派，女性主义，劳动场所人性化。要求文化主权、尊重本土文化、反对文化商品化、反对西方流行的"现代性"，"后福特主义"等等。他们反对过度资本主义化对人性的压迫，反对人的异化，反对中国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接受一个同质化﹑由金融和政治寡头主导的世界"。这一观点与立场是他们反复强调的基本主题。



　　二激进型新左派：民粹主义型

　　与温和派相比，这种新左派在当下中国更具有消极性与危险性。他们过分地夸大了现实生活中市场经济与自由竞争过程中某种由于脱序与失范而出现的消极现象，并把此类消极面视为"资本主义的本质表现"，由于这种悲观估计，他们在情感上思想上对现实有一种更强烈的疏离感，并形成一种更具情绪化的激进的左的社会批判意识。在他们看来，他们认为中国已经"资本主义化"了，中国民众已经成为"被资本家奴役的奴隶"。他们主观上似乎要表达为下层阶级讲话的道义责任感。然而这种责任意识却是建立在错误判断的基础上的。

　　大体上看，我们可以把此类新左派的特点概括为以下这几个方面。

　　一、强烈的"底层意识"，反知识分子倾向与民粹主义倾向

　　从他们的经历来看，他们中不少人或者出身于社会底层，或者在西方留学时，在自由竞争的巨大压力下深受挫折，从而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憎恶感。他们在国内与国外多少有过被主流社会歧视的边缘人经历，底层的生活经历与挫折感使他们产生对占有社会稀缺资源的精英阶层有一种强烈的抵制、怀疑乃到憎恶情绪，当他们看到某种社会不公现象时，就会把个人遭遇到的挫折与他所看到的社会不公平联系起来，并自认为是"底层民众利益的代表者"，产生一种"为民请命"的使命感。

　　这种"底层意识"使他们对知识分子精英有一种本能的强烈的不信任。因为自由派知识分子主流肯定中国市场经济的走向的合理性，他们就由此认定，知识精英与当权者与有产者已经"同流合污"。成为奴役社会大众的"帮闲"文人。

　　这里可以以一位激进新左派人士为例子。他出身于贫困家庭，从小受到种种不平待遇，后来在大学读书，毕业后被分配到偏僻地区任教，生活中的种种挫折，使他内心始终有一种强烈的边缘人的反社会的冲动。他的底层意识，使他有强烈的反知识分子情绪。他在其与自由派论战的文章中居然说，"中国没有自由主义，只有法西斯主义"，要自由派把"化公为私"与贪污的公款吐出来云云，洋洋万言，几乎通篇是对论战对象的人身攻击与蔑视。

　　当然，底层的边缘人未必都会成为新左派，以下就是一位同样出身底层，然而却具有强烈自由主义倾向的青年学者对这位新左派人士的批评：

　　"我的出身也是农民，我的家人至今都在农村，我知道改革以前的农民是这个社会最底层的而且是缺乏代言人的，但是他们的命运绝对不是市场经济带来的，他们的命运也绝对不是回归到旧体制的计划经济可以改善的，他们的命运在改革开放以前更惨。记忆中的集体经济时代，生产"队长"的权力至高无上，主宰队里所有人的工分（收入）以及政治地位，他说给谁多少工分就是多少工分，他说谁应当批斗谁就批斗谁，他说谁不能出门要饭就不能出门要饭（要饭必须经过他的手开证明）。农民在这样的状态之中，常常是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毫无尊严和自卫的能力…….。每每想到在那样的处境中我的家人，我的祖父和祖母所受到的极左思潮统治下的农村生活的非人的待遇，我就会流泪。这就是新左派们所渴望的平等？农民所需要的绝对不是他们所说的那一套，而是自由，真正打破了等级制度的自由。城里人再也没有权力驱赶他们，他们拥有在这片土地上自由地迁徙，在他们自己的国度，在大地上自由地走动的权力，这比什么都重要。"



　　他们对知识分子主流表现出极度蔑视的同时，却把民众视为天生纯洁的，优秀的，没有受到污染的。民众是天生具有革命精神的。这种激进新左派接受了文化大革命中的民粹主义革命观，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了。这种反精英主义的民粹主义思想，在北京今年上演的《切格瓦拉》这部充满新左派思想的话剧中得到充分表现。剧中我们看到以"脚"自居的伐木工人，愤怒的斥责和嘲弄以"脑"自居的劳心者的理论，在剧作者笔下，那些自以为是在为民族争取奇迹般的发展的知识份子，在他们的眼里这些都不过是特权阶级的帮闲，或者简直就是新式的压迫者本身。

　　他们对于文化大革命对中国人民带来的苦难却没有丝毫批判反思的精神。他们已经对真实的文革不感兴趣，他们感兴趣的是从被他们诗化的文革实践上寄托他们的文化浪漫主义。这一点可以从《格瓦拉》的某导演以"一个红小兵"的身分所写的"在毛泽东灵前"的文章中明显地看出来。

　　二，强烈的反西方的情绪。他们中相当一些人有过在西方留学的经历，在西方所受到的挫折，使他们比那些进入中产阶级的成功留学生阶级更深地品尝到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消极面，这种体验使他们在情绪上无法接受中国将成为西方式的社会的现实前景。《格瓦拉》剧作者本人曾在美国留过学，他个人对美国的体会可以用一句话来说："你坐在美国餐店里一连十八个小时洗盘子时，望着堆得高高的盘子时感受到的美国，与在餐厅柔美低沉的音乐声中感到的美国是完全不同的。"他们把这种切身的体验投射到中国现实中，形成一种左派信念。虽然温和派左派中一些人也有反西方的情绪，但远不如后者表现得如此强烈而深切。

　　三，道德优越感下的斗争哲学。由于他们自认为真理在握，于是就有了一种强烈的道德优越感。他们从道德上把一切事物分为"非正即邪"的两极。由于他们自认为是站在人民一边的，凡是不同意他们观点的，只能被理解为"道德上的邪恶"，对于"邪恶势力"，为了人民的利益就要进行坚决斗争，这种独断论思维方式，使他们在心态上极不宽容，表现得特别咄咄逼人。清华大学的一位青年教师甚至用毛泽东批判帝国主义者的"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的命题来攻击自由派，

　　实际上这决不是单纯的个人学风问题，它反映出激进左派特有的"道德优越感下的斗争哲学"的通病。当年的一位五四青年在法国留学时，称中国必须有一场针对把那些拥有十万二十万小资产的小资产阶级的俄式革命，哪怕反动必大也势在必行，在思想方法上均与此种正邪两值分类法有关。波尔布特式的革命激情与他们所鼓吹的格瓦拉精神，与他们的激进左派思维方式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

　　此类人有相当强烈的革命情结。一则渊于左派文化在潜意识中的积淀，在社会出现两极分化，尤其是他们所认为的"不公平"的社会贫富分化的情况下，传统的劫富济贫的平等主义激活了左派政治文化中的这种传统因素。对他们思想的研究，有助于理解中国暴民政治革命发生的思想机制，就此而论，他们可以说是左翼革命思想的活化石。

　　四，类雅各宾党的民众动员冲动与暴力崇尚由于激进新左派具有上述底层意识，反精英主义的民粹主义倾向，强烈的道德优越感下的斗争哲学，以及以西方为邪恶敌人的目标意识，从逻辑上自然就会导致此类人对于动员民众来实现"公平社会"有强烈兴趣。可以说，此类新左派人士底子里有一种暴民政治的革命倾向，一种底层革命意识，一种诉之于民众动员的内心冲动。他们的文章中充满了早年共产革命的种种语汇与符号。

　　这一点与那些认同"后现代主义"价值取向的温和派不同，前述温和新左派一般而言都在西方大学校园里享受着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准，具有"贵族化"、"精英化"与书斋式的学院主义倾向。而民粹主义新左派大多出身于底层的经历与在他们在西方的挫折感，则使他们具有自下而上地反"资本主义"的左翼政治动员的冲动。民众的情绪是他们最感兴趣的。他们甚至相信中国的大众是站在他们一边的。如果说温和派左派在艰深的理论世界中乐此不倦，那么，激进左派的文风则相当通俗，他们更愿意采取通俗的文学形式，来宣传他们的主张。他们也从大众的情绪反应中来体现自己存在的价值。正因为如此，他们找到格瓦拉这个历史人物作为他们的偶像也就决不是偶然的。
　　从话剧《切格瓦拉》看新左派的社会影响

　　二OOO年四至五月，北京小剧场上演了话剧《切格瓦拉》，这一话剧上演获得极大轰动。据称，《切》剧一共上演了三十七场，平均上座率达120％，共接待了一万多人次的观众，有时过道都坐满了人，迟到观众站着看的情况并不少见，演出达到了媒体所说的"火爆"程度。据称，十几个大学生甚至专程从沈阳赴北京来看话剧，有的观众泪流满面。连看两遍者大有人在，不少人看了五六场。有的连看十二次。全场情绪激昂。它的上演标志着新左派思潮第一次走上文学艺术的舞台，走向了民间。观众主体是北京大学生，离休老干部与老左派人士纷纷前来观看。演员则是有报酬的，但主创人员则完全是义务，以表示要身体力行左派无私奉献的精神。

　　该剧上演后，自由派知识分子与新左派之间就这场话剧引起论战。剧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编辑，曾在美国某大学读过社会学。另外一个重要合作者，该剧的导演是一个流浪全国达一年之久的民间音乐人，民间生活的经历使他此后成为新左派。

　　众所周知，古巴革命中的格瓦拉是一个具有强烈的左翼革命符号意义的历史人物，古巴革命胜利后，他出任银行行长，他制定了废除货币政策、要求人民必须义务劳动，要以此方式来发展经济，他还主张把"懒散"的工人送到遥远的集中营作为惩罚。从政治逻辑而言，如果格瓦拉的左派政策得以进一步推行，人们有理由认定他会成为类似于波尔布特式的人物。实际上，波尔布物后来在高棉实施的供给制、废除货币、消灭城市与商店、推行"不吃闲饭运动"等等，与格瓦拉思想与价值观如出一辙。后来，格瓦拉的左翼革命政策与革命后卡斯特罗所希望实现的目标发生矛盾冲突，格瓦拉本人也自认为不能在古巴继续施展他的左派理想与抱负，于是他再次投入于丛林革命，从古巴回到玻利维亚进行游击战，在一次战斗中牺牲了生命。





　　话剧《格瓦拉》的魅力何在？一方面，它体现了左派在抗拒市场经济的世俗化潮流方面的浪漫理想主义精神。该剧通过格瓦拉所体现的正义、平等为核心价值的左派原则，来突显中国选择全球化与市场化与世俗化的历史道路是错误的。剧中正面人物以讽刺的口吻来抨击WTO，"致富的头班车"、"旧世界的移民申请表"。这种新左派的价值观，在市场经济世俗化与全球化的潮流中具有反潮流的意义。很多人能够认同格瓦拉身上所体现的价值观和生活原则。作者引用他的一位青年观众所说的话："这个戏反映了正义与邪恶的较量，让我看到不平等、压迫永远也无法阻挡正义的声音出现--这是一种启示，而且将永远存在下去。"这一点可以解释新左派对青年一代的吸引力所在。